他们，是一群特殊的孤儿，他们的父母，被艾滋病夺去了生命。虽然很多孩子不是艾滋病毒的携带者，但同样的歧视和偏见也辐射到了他们身上，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人们呼吁，给艾滋孤儿更多的尊重、关怀和救助。
“我恨艾滋，更恨抽血那个人”
“2004年5月15日， 这是一个黑色的日子。从这天起，我的生活就像天与地交换，让我从此走进一个黑暗的角落。因为，我成了艾滋孤儿。”
“这天我从学校回来，刚到门口，就看到伯伯、哥哥等亲戚都聚在家里。我也许猜到了什么，一下子就跑到妈妈房间，映入眼的是妈妈那张被艾滋病魔折磨得枯瘦的脸。任凭我怎么喊、怎么哭，妈妈都不再答应我。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没有妈妈，我哭着、喊着，可终究也没把妈妈叫醒……”
“爸爸早就走了，是艾滋病害死他的，如今妈妈也走了，又是因为艾滋病，我恨死‘艾滋病’这三个字了。我听妈妈说过，他们是因为卖血才染上这种可怕的病的，那时候全村家家都卖过血，家家都得了艾滋病，可当初抽他们血的人早就跑光了……”
这是一个仅仅13岁孩子的日记。
艾滋孤儿，自从他们和艾滋病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命运就被病魔改变了——失去亲人、遭受冷遇、忍受孤独，还得承受着因巨额的医疗费用而导致的家庭贫困。本来，这一切都不是他们的错，但一切都得由这些无任何生存能力的孩子来承担。
卢广，曾因拍摄《艾滋病村》而获得第47届荷赛一等奖。这个曾30多次进入艾滋病村采访的摄影家担忧地说：“对艾滋孩子们的关注和关爱不能再继续忽视下去了。”
“因为艾滋，我总比别人低一等”
“我一听到‘艾滋病’这三个字，心里就像针扎一样，让我感到十分的悲伤，总是感觉在别人面前低一等。”
“从3年前知道爸爸得了艾滋病，我的生活就与孤独、无助、悲伤、自卑等字眼连在了一起。因为我是艾滋家庭的孩子，我被迫辍学。又因为我是艾滋家庭的孩子，找工作更是难上加难。1个月内我被辞了3份工作，老板的理由都是因为我是上蔡县（有名的艾滋村）的。为了远离艾滋病，我远走它乡到浙江打工。辛辛苦苦干了一个月，不知道老板又从哪里知道我和艾滋病有关，连工钱都没给，就把我赶了出来。我拿出艾滋检测报告证明自己不是携带者，但人家根本不看，好像那单子上也沾满了病毒一样。一气之下，我撕毁了起不到任何作用的艾滋检测报告。”
“我彻底失望了，为了摆脱和艾滋病的关联，我靠一张假身份证，才在小餐馆找到了一份工作。我加倍努力的工作，每天凌晨3点多起床一直干到夜里12点多，无论刮风下雨，都要在四面漏风的屋子里涮碗打杂。我没有朋友，也不敢交朋友，我怕别人知道我的身世……”
“艾滋病毒真可怕，虽然它不在我的身上，但它能一直掌控着我，从河南到浙江，它使我从活泼开朗变得少言寡语、从自信变得自卑，我不知这艾滋阴影还要笼罩我多久……”
“对于孩子来说，艾滋阴影的真正始作俑者是社会歧视。”北京关爱下一代青少年健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崇润说，“因为人们的偏见，使得很多艾滋孤儿都生活在艾滋的恐惧与绝望之中。”
对于很多艾滋孤儿来说，他们害怕社会，害怕面对“艾滋病”这个字眼。尽管他们离艾滋病很近，但从内心深处极力地逃避。他们会主动到医院检测艾滋病毒，但面对结果，只说“有”和“没有”，宁可将“艾滋病”三个字写在手心上，也不愿意从嘴中说出。
“能和我说话的，只有家中这条狗”
“全村的人都知道我们家有艾滋病，一家5口人中，除了我和爷爷之外，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哥哥都得上了。去年爸妈相继死去，全村的人也就知道了这个秘密。就在妈妈死后的第三天，我们的家被迫从村中搬到了村东头，哥哥也隐姓埋名打工去了。”
“同村的小伙伴不再和我一起玩耍，在学校里也没有人愿意和我说话。我已经好久都没有说过话了，是根本没有人听我说。面对越来越苍老的爷爷，我知道他的腿越来越疼，可为了养活我，还天天下地干活，我不忍心再把伤心事告诉他了。我想对以前的好伙伴小芬说，可她根本就不愿意理我了，还总拿手捂着嘴。今天，我终于发现一个新伙伴了，它就是家里的大黄狗，我说的时候它就乖乖的听着，我哭了它也哭了……”
“对艾滋病人及他们的亲人来说，其实孤独比死亡更可怕。”北京关爱下一代青少年健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崇润说，“对于艾滋孤儿，其实对他们的帮助，不在乎多少钱，有时理解更重要。”
“我是艾滋孩子，付出就要比别人多”
“马上就开学了， 2001年高奶奶捐给了我200元学费，2002年是记者卢叔叔代缴的，2003年是北京的宋雨小朋友寄来的150元和我打工挣的50元凑出的学费。可今年呢？马上就开学了，学费可怎么办呀？”——张佳音，10岁
“因为我是艾滋家庭的孩子，我就要比别人多出很多困难。每次开学报名的时候，我总是全班最后一个，因为没钱，我总是在上学与不上学的矛盾中挣扎。同学们有许多这样那样的资料书，我没有；别人穿新衣服，我只能看着；每星期10块钱的饭费、住宿费我交不起，只能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几十里，从春到夏，从秋到冬……我只盼着能早一日考上大学，长大了当一名医学家，研究出专治艾滋病的好药，来给全村的人治病。”——朱曼丽，14岁
“好冷呀，可我们家没钱买煤。因为我不算真正的艾滋孤儿，县里不给补助，可我们比孤儿过得更贫困。我担心妈妈的身体也快扛不住了，她已经被艾滋病毒折磨得起不了床了，大夫说千万别让她感冒发烧，一点小病都可能要了妈妈的命！”——朱兵，13岁
“无论是艾滋孤儿还是准艾滋孤儿，这些没有生活依靠、没有经济来源、甚至没有任何谋生能力的孩子正在代替上一代承受着艾滋病魔的折磨。虽然他们不是病毒携带者，但艾滋病的阴影已经将他们的未来遮挡得看不到一丝光彩。别说取暖、上学，对他们来说，吃饭、生存更重要。"中国性学会理事长、卫生部艾滋病防治专家委员会委员徐天民教授说。
“我想有个家，有个给我温暖的地方”
“每到星期五，看到家长们都聚集在学校门口接自己的孩子回家，我的内心既羡慕又悲伤，人家都有父母的呵护关爱，而我内心有说不出的凄凉。真是应了那首歌‘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回到家里，心里依然感到冰冷。逢年过节，人家欢声笑语，而我和爷爷只有对着父母的照片泪流满面，我多么希望爸妈能从相片中走出来，一家人平平安安、团团圆圆的过日子呀……”——玉玲，11岁
“我6岁时爸爸因为艾滋病去世了，家里欠了很多医疗费，妈妈改嫁了，我和70岁的爷爷一起生活。我今年9岁，上小学三年级，我想学电脑，弹琴，长大了当科学家，治疗艾滋病，使更多的小朋友不再失去父母的爱！”——常健，9岁
“昨天夜里，我看到爸爸抱着妈妈的照片哭了。自从妈妈去年得艾滋病去世后，我从来就没见到爸爸笑过，我知道，爸爸在为我和妹妹的将来担心。爸爸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身上开始长疱疹了，我知道他偷偷的去做检查了，已经是很严重的艾滋病了，我真的担心很快他也……他在拼命地吃药，他在托人找能收留我和妹妹的地方。这病太可怕了，也许我明天我也和邻居小红姐姐一样成为孤儿了，四处求跪讨饭吃……我担心，担心，担心，害怕，害怕，害怕！不知谁能收留我和妹妹？谁又愿意收留我们这样的艾滋孤儿呢？”——燕子，15岁
“因为他们是艾滋孤儿，因为他们有着艾滋这个最‘禁忌’的称谓，所以对他们来说，一般孤儿能享有的一切待遇都成了他们的奢望。这就是目前艾滋孤儿的处境。”北京关爱下一代青少年健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崇润说。
中国目前艾滋孤儿的人数是七至八万，他们的生活、心理、教育等等都成为难题。尽管我国正在尝试以国家补偿的方式来鼓励家庭领养这些孤儿，让他们在家庭生活中弥补心理上的孤独感和与社会的距离感，但做起来很难。
政府拟出台对艾滋孤儿国家补偿政策
中国目前艾滋孤儿的人数是7—8万，而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预测，到2010年这个数字将可能突破14万。
目前，全国已有84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每年还在以40％的速度递增，中国已经处于艾滋病爆发流行的前沿。专家预测，2010年全国感染艾滋病毒人数将可能增至220万—1200万人。随之，艾滋孤儿的数量也会增加。据测算，到2010年，在艾滋病低流行的情况下，将产生13.8万艾滋孤儿；在中度流行情况下，将产生20万艾滋孤儿；而在高流行情况下，将产生26万艾滋孤儿。
“也许有一天，艾滋孤儿问题将成为比艾滋本身更可怕的人类灾难!” 北京关爱下一代青少年健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崇润担心地说。
目前我们国家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存在严重的社会歧视，虽然很多孩子不是艾滋病毒的携带者，但同样的歧视和偏见也辐射到了艾滋孤儿和更多的与艾滋有关联的孩子们身上，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于艾滋病的受害者，歧视、冷漠、遗弃和打击只会在他们自身的伤痛上撒盐，激起逆反情绪和行为。
在七、八万艾滋孤儿的背后，还有很多受艾滋牵连的孩子们，一旦他们形成逆反、仇恨的畸形心理，对于社会秩序的安定无疑像一颗定时炸弹。如果社会能给予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以关怀、同情，让他们的生活得到基本保障，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安定。
我国艾滋病孤儿的人数每年都在迅速增加，那么，如何保障艾滋孤儿的生活？对此，国家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社区科教发展中心执行主任李启民说，目前国家正在研究制定政策，领养艾滋病孤儿的家庭将可能得到国家补偿。现在国家对待艾滋孤儿成长问题上，还是提倡以收养、领养为主，这样能更好的让孩子们回归社会，而不是在孤儿院里过孤岛似的生活。据透露，此政策很快可能就要出台。
采访中，一位艾滋患者这样告诉记者，“我们天天呼吁理解，呼吁平等，其实，我们的要求很简单，我们只想像普通人一样的生活，这就够了。”其实，这也许就是许许多多艾滋病患者、艾滋孤儿们最好的疗伤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