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亚洲渐渐成为继非洲之后，人们关注的又一艾滋病病毒高感染地区。今年７月，第１５届国际艾滋病会议将在泰国曼谷召开。为配合此次会议，美国《科学》杂志对南亚、印度和中国的艾滋病现状进行了报道。本文特摘编有关中国报道的主要观点。
来自高层的信息
去年，一次握手将一个信息传遍中国。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日，世界艾滋病日，温家宝总理到地坛医院看望艾滋病病人并与３名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握手。这个信息是：艾滋病问题终于进入了中国政府的最高议程。
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接受《科学》杂志记者采访时说，这是第一次由中国高层领导出面公开表达对艾滋病病人的关怀。
去年，中国承诺为所有贫穷的艾滋病病人提供免费的抗艾滋病病毒治疗药物。今年，中央财政又划拨６千万美元用于艾滋病防控，这一数额比２００２年的数额高出３倍。政府同时也缓和了对静脉注射吸毒者的严厉态度。在估计的中国８４万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约有２／３是此类人员。政府正在组织一些计划“减少危害”，例如提供清洁针具和美沙酮疗法等。“现在中国政府所做的差不多比一年前所做的要多５００％。”流行病学家、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ＣＤＣ全球艾滋病计划负责人Ｒａｙ
Ｙｉｐ这样评论。
有几种力量推动中国政府改变其预防艾滋病方针。首先是中国的艾滋病正到达一个紧要关头。艾滋病在中国尚处于早期阶段，在１３亿人口中它的流行程度相对还比较低。但外部估计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可能出现大的增长，如控制不好，足以酿成大的灾难。尽管一些官员认为这多少有点杞人忧天，但是因为去年初期失误导致ＳＡＲＳ流行的教训还是令他们更为警觉。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邵一鸣说：“我们应该感谢ＳＡＲＳ流行为全国敲响的警钟。”邵一鸣是中国艾滋病研究综合计划首席专家，该计划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出资１４８０万美元设立。
卫生体系的不健全也促使中国政府加强对抗艾滋病的努力：数千穷困人口卖血给交易市场，由于不洁程序感染了艾滋病。“这一悲剧可能促使中国提前５年或１０年对艾滋病作出反应。”Ｒａｙ
Ｙｉｐ说。
今年４月，《科学》杂志记者走访了北京、河南卖血感染艾滋病村，以及存在大量静脉注射吸毒者和性服务者的两个省：云南和广西。
尽管一些采访要求被拒绝，但是很多与艾滋病直接相关的科学家、官员和群众以惊人的坦率接受了采访。很多被访者都强调政府对艾滋病的反应比以往提高了。
“现今中国最大的挑战已经不是政府政策的问题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沈洁说。
“年轻”的流行病
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拥有现代化而且管理良好的艾滋病房，但５０张病床有４０张是空的。佑安医院专治传染性疾病，诊治的艾滋病患者比北京的其他医院都多。接收第一例患者是在１９９０年。据艾滋病房主任吴昊介绍，从１９９０年到１９９９年，他们每年收治的艾滋病病人只有１０人。但１９９９年以后，这个数字达到２００人。“大多数到佑安医院的病人都是在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前后感染的，大致在１９９９年或者２０００年左右发病。”吴昊说。对于一家位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首都的最大的艾滋病医院，每年收治２００名艾滋病患者确实是个很小的数字。但吴昊表示，佑安医院的艾滋病病例并不能很好地反映艾滋病病毒感染的真实状况。
因为，其一，从艾滋病病毒感染到症状出现，中间往往间隔好几年；其二，北京收治的很多卖血感染者都来自邻省，不足以反映其他地区的状况；其三，害怕歧视、贫穷以及缺乏对疾病的认识等也使得一些病人没有寻求救助。
不过，佑安医院增长的病例数同时也表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艾滋病在中国并没有大的扩散，“总而言之，它现在还是一个比较弱的流行病。”邵一鸣这样判断。
根据卫生部提供的数据，从１９８５年到２００３年１２月，中国报告的艾滋病病例不足４千。但是卫生部意识到这一数字很大程度上被低估了，因为大多数病例都没有报告。真实数字约为８万。同样，去年报告给卫生部的累计艾滋病病毒感染者６２１５９人的数字，也只是实际数字的一小部分，卫生部提出确切数字约为８４万。
流行病学家将中国的艾滋病流行划分为３个阶段。１９８５～１９８８年为早期阶段，国家登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有２２人，官员们将这种病视为“国外的问题”。１９８７年的中国卫生部长宣布，这种病不会在中国发展，因为同性恋和性乱在中国受到限制。当时政府禁止从国外进口血液制品，禁止国外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中国居住。
１９８９年，云南省近１５０名静脉注射吸毒者被检测出阳性，开始了中国艾滋病的“传播阶段”。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一些商业机构从卖血者那儿“采购”血液，他们将血浆分离出来后，将红细胞输回卖血者体内，这样这些人就可以更频繁地卖血。根据中国最近向全球对抗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基金递交的申请报告，因为这种不洁操作，使约２５万名卖血者感染了艾滋病。如今，静脉注射吸毒者和卖血者占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２／３。
目前的“扩张阶段”始于１９９５年，静脉注射吸毒者和卖血者将病毒迅速传播给他们的同伴和孩子，同时性服务者的感染也在逐步上升。而官方监控一直比较忽视的男同性恋者也正慢慢成为高危人群。“中国正成为世界上艾滋病传播最迅速的国家之一。”中国在给全球对抗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基金的申请报告中写道。这种“扩张”印象的一部分也折射出中国政府对于艾滋病流行更为坦率的态度：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２年，官方估计的病毒感染人数增加了两倍多。
未来风险有多大
从艾滋病传播的角度看，中国当然有很多“有利”因素。除了海洛因吸食者增加和性服务业的“繁荣”，中国还拥有超过１亿的“流动人口”大军，其中的主力是年轻力壮的男性劳动者，他们是性服务者的主要主顾，经常在家乡和各城市间穿梭，使得艾滋病病毒更有机会传播到远处。对这些人进行性病和艾滋病知识教育以及推行避孕套使用的工作开展得还不够。过去２０年，能够助长艾滋病传播的性病发生率大大增加了。
中国的艾滋病离普通人群还有多远也引发了很多揣测，正成为最热门的话题。
另外一个隐忧是中国性别比例失调造成的男性“过剩”。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艾滋病研究者、中国艾滋病研究综合项目顾问团主席Ｍｙｒｏｎ Ｃｏｈｅｎ说，男性的“过剩”可能会加速艾滋病的流行。他与合作者在《性传播疾病》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提到，很多未婚男性可能“除了嫖娼外，很难找到其他性发泄渠道，而这将导致未来对性服务业更大的需求”。
由美国资助的一个组织２００２年６月发表了一份名为《艾滋病：中国“泰坦尼克号”式的危险》的报告，勾画了一幅中国未来艾滋病状况的最暗淡的图画。它写道：“一个潜在的难以想象其分布的艾滋病灾难正伺机为害中国，可以担忧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感染艾滋病人数最多的国家。”这份报告发表数月之后，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公布了一份报告，指出，到２０１０年之前，中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将达到１５００万。
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不认同这种悲观的预测，认为这些观点都基于中国不采取积极措施的假设。“通过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合作和我们自身的努力，很明显中国艾滋病控制的前景是非常光明的。”
一些国内外专家都同意《艾滋病：中国“泰坦尼克号”式的危险》报告夸大了中国面临的威胁。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位细致研究过中国艾滋病状况的人口统计学家Ｓｉｍｏｎａ
Ｂｉｇｎａｍｉ－Ｖａｎ Ａｓｓｃｈｅ说，“我真的不认为前景那么暗淡。”她解释说，这种预测是将中国艾滋病一些监测点的情况推广到了全国。全国只有约２００个这样的监测点。相对而言，人口只及中国５％的泰国却有５００个这样的监测点。
Ｂｉｇｎａｍｉ－Ｖａｎ Ａｓｓｃｈｅ分析了云南省的数据，该省的监测点约占全国的１／４，按外推法计算，到２０１０年之前，中国的感染人数应该不超过６００万人。
“可以理解为何外界对于中国对艾滋病统计数字的态度产生误解。”王陇德说。艾滋病的问题一部分折射出ＳＡＲＳ的问题：没有一个国家体系能够收集有效数据，一些地区官员“也不够坦率”，王陇德说：“他们担心如果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将会影响他们的经济发展。”
中国正处于十字路口
在政府扩大艾滋病测试、咨询和教育的同时，流行病学家在艾滋病防治中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样重要的是，卫生保健人员和公众对于这种疾病的态度也应该改变。
佑安医院的吴昊说，在医生和护士中间仍然存在对艾滋病的普遍恐惧。现在国家领导层对这一问题更加重视，改变公众态度应该容易得多。但一些主要的挑战仍然存在。受过训练的艾滋病临床医生以及用于监测受治病人状况的专门设备还很稀缺；市场销售的抗艾滋病药物还很少；其他如提倡使用避孕套、更换针具以及艾滋病教育等有益行动能否贯彻，都将检验中国政府从口号转向行动的实际能力。
因为中国的艾滋病尚未爆发，所以今天的中国还有机会。致力于帮助中国艾滋孤儿以及对男同性恋者进行艾滋病教育的香港智行基金负责人杜聪说：“中国正处在十字关头，它会成为下一个南非还是泰国取决于政府未来两年的行动。”泰国因为成功减缓艾滋病传播而受到国际社会赞扬。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Ｒａｙ Ｙｉｐ认为，目前中国的感染者大部分都在分散地区并集中在两种特定人群：静脉注射吸毒者和卖血者。这意味着中国可以将狙击“未来的感染源”作为预防战役的基石。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Ｍｙｒｏｎ Ｃｏｈｅｎ说，中国大量的静脉注射吸毒者、性服务者、流动人口等固然构成艾滋病传播的巨大危险，但外界也要重视中国的力量。在调动公共卫生“大军”时，中国具有难以匹敌的速度和效率，这一点通过控制ＳＡＲＳ已经得到证明。
